我当时生活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父亲，并没有觉得多骑十分钟车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同住一个社区的其他家长，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自己家已经上了两三年学的孩子，本来可以自己走着上学，为什么非要家里骑车去送？

事情闹将起来，这些家长其实不敢把学校怎么样。

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学校里面去，在通知到所有学生或家长以后，学校很快便关门上板。

无法接受这些的家长，只好找自己供职的厂里。

这是他们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以厂为家，家里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工厂，找组织。

组织在这一刻，担负起了应有的担当。

工厂研究决定，如果孩子在今年需要转学或者入学，可以去一条街区之隔的区重点小学。

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学的，厂里负责沟通协调，并出借读费。

前文曾经提起过，借读费是一个学生三千块。

即便到了94年，那也是我父亲半年的工资。

这导致我父亲乍然听到这个消息，下班路上一路都在笑。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只剩下几个车间还有活干的厂子，居然能为工人出这份钱。

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实惠而高兴，他是觉得国家和组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些工人。

父亲回到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对命运的看法，她说：“我们家阿福就是命好，以前每到阿福过生日时，你爸爸都会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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