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风波暂时停歇之后，剧团里的风向在悄然间发生改变。

郭科长毕竟是剧团老人，跟黄正经这些领导们都相熟，如今的他是铁了心要给陆泽穿小鞋。

那些领导们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皆不...

外婆出殡那天，雪停了，天阴得像一块浸透墨汁的旧棉布，压得人喘不过气。殡仪馆门口那几株枯瘦的老槐树，枝杈上还挂着未化的残雪，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砸在黄姝脚边，碎成灰白的粉末。

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处用针线密密缝过一道斜纹——那是她自己缝的。没有孝服，也没人给她准备。汪海涛被警方带走后，家里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亲戚们来吊唁的不过三四人，还都站得远远的，低头搓手，目光躲闪，仿佛多看黄姝一眼，就会沾上晦气。

灵堂里，外婆的遗照被摆得端正，照片里的老太太穿着绛红棉袄，银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微微翘着，不像笑，倒像在忍着什么。黄姝跪在蒲团上，膝盖下是冰凉的水泥地，她没垫任何东西。香燃到一半，火苗突然跳了一下，灭了。旁边一位远房表叔赶紧凑上来，又点了一支，低声嘟囔：“这香……不旺啊。”

黄姝没应声，只是垂着眼，盯着香灰慢慢弯折、断裂，掉进香炉里，无声无息。

她没哭。不是不想，是哭不出来。眼泪早被冻住了，像结在眼尾的一层薄霜，一碰就裂，却流不出一滴水。她想起外婆最后清醒那刻，那一巴掌扇得极狠，手背青筋暴起，手腕抖得厉害，可眼神亮得吓人，像是把几十年攒下的光，全烧在那一瞬。而汪海涛挨完那一巴掌，整个人就像被抽掉了骨头，瘫坐在地上，嘴里反反复复只念一句：“我不是汪癞子……我不是……”

可他是。黄姝心里清楚得很。他就是汪癞子，是那个偷走母亲工资卡、卷走外婆养老金、把亲妹妹关在地下室整整三天、只为逼她签拆迁协议的男人。也是那个在派出所门口攥着她手腕，嘶哑着吼“你妈跑了，你就是我家的债！”的畜生。

如今债没了，人也走了。只剩她一个，站在雪后清冷的晨光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火化单，纸角已被汗浸软。

回家路上，她绕去了育英中学后门。铁门紧闭，积雪堆在台阶上，被踩出几道浅浅的印子。她站在那儿，仰头望向锅炉房的方向——那里已不再是黑黢黢的破砖房，脚手架如钢铁骨骼般撑起半空，玻璃幕墙的轮廓在灰蒙蒙天色下初具雏形，像一只正在破茧的蝶。

陆泽说，那里以后是舞蹈教室，整面墙都是落地镜，地板是专业弹性木地板，暖气从地下均匀升腾，再不会有人冻得踮着脚尖跳舞。

黄姝伸手，隔着铁栏杆，指尖轻轻触了触那根冰冷的钢管。她忽然想起去年冬天，自己裹着单薄校服，在锅炉房外练劈叉，寒风从破窗灌进来，刮得小腿生疼。那时候她以为自己撑不过去，可还是咬着牙，数着秒，一寸寸往下压——就像现在，她站在风里，一动不动，任冷气钻进衣领，刺着脊椎，却始终没往后退半步。

手机震了一下。

是陆泽发来的消息：“今天路过老地方，看见施工队在焊钢架。他们说，等春暖花开，镜子就装好了。”

黄姝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下去，又亮起，再暗下去。她没回，只是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掌心，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一块小小的墓碑。

初二那天，她收拾行李，搬出了出租屋。房东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见她拖着两个旧纸箱下楼，递来一罐热奶茶：“小黄啊，听街坊说，你家的事儿……唉，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她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听说你妈……真没了？”

黄姝摇头：“没找到人。但……应该活着。”

房东没再问，只是把奶茶塞进她手里：“拿着，暖暖身子。下个月房租，我给你免了。”

黄姝道谢，转身时，看见楼道拐角站着一个人——高磊。他穿着深灰色呢子大衣，手里拎着个保温桶，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脸上没什么表情，却明显熬了几夜，眼下泛着青。

“我……”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我煮了点汤圆，黑芝麻馅的。我妈说，过节该吃这个。”

黄姝没接，只静静看着他。

高磊喉结动了动，把保温桶往前送了送：“你外婆走的时候，我没来……不是不想，是怕你不让我进。”

黄姝依旧没说话。

他忽然笑了下，很轻，像一声叹息：“我知道，你说你有喜欢的人。我不问是谁。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才来的。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过年。”

说完，他把保温桶放在台阶上，转身走了。背影挺直，却走得极慢，一步一陷进雪里，留下两行歪斜的脚印，很快又被新落下的细雪覆盖。

黄姝蹲下身，打开盖子。热气腾腾的汤圆浮在糖水里，黑白分明，像两颗眼睛。

她没吃，只是把它带回了新租的小屋——一间不足二十平的阁楼，屋顶斜坡，窗子窄小，但租金便宜，阳光能从东窗斜斜切进来，照在旧木桌上，像一道金线。

她把保温桶擦干净，摆在窗台最亮的地方。每天清晨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它，汤圆早已凉透、塌陷，糖水凝成半透明琥珀色的冻，可她没倒掉。

三月初，沈东市终于解封。冻土松动，街边柳枝爆出米粒大的嫩芽，空气里浮动着潮湿的腥气与微弱的甜味。黄姝报名参加省青少年舞蹈大赛，初赛在市文化馆举行。她跳的是《白桦林》，编舞是自己改的——把朴树歌里那个等待的姑娘，换成了在雪原上独自跋涉的少女。没有男舞伴，没有群演，一支独舞，十七分钟，全程赤足，脚踝系着褪色的红绸带。

评委席上坐着三位省内知名编导，其中一位，正是当年拒绝她艺考初试的李老师。

黄姝上场前，后台有人小声议论：“这不是五班那个黄姝？听说她妈失踪，舅舅进局子，外婆刚走……啧，命够硬的。”

她听见了，没回头，只是把红绸带重新系紧，打了个死结。

音乐响起，钢琴前奏低缓如雪落。她起势时右脚尖点地，左臂横展，像一株刚破土的幼桦，在风里试探着伸展枝条。动作不炫技，却极稳，每一个停顿都带着呼吸的重量，每一次旋转，裙摆扬起又落下，像雪片聚散。跳到第七分钟，她一个侧身滑跪，膝盖重重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一声响。台下有人倒吸气，可她没停，顺势伏地，右手向前探出，指尖颤抖着，仿佛要抓住什么，又终究收回——那瞬间，她眼角有光一闪，不知是泪，还是顶灯反射。

谢幕时，全场静了三秒，才爆发出掌声。不算热烈，却很实，一下一下，敲在木地板上，像春雷滚过冻土。

李老师没鼓掌。他盯着黄姝，良久，从评委席起身，走到她面前，递来一张名片：“明天上午九点，来我工作室。带你的视频和身份证。”

黄姝接过，指尖微颤。

“你外婆，”李老师忽然说，“当年在市歌舞团跳《春江花月夜》，我看过。她脚踝上也有道疤，跟你一样。”

黄姝猛地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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