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要通过张若麟之口，事实上当然也是借助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口，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提出来，并且传递到崇祯皇帝那里去。

这就是朝中有人的好处了。

有些事情，作为大明臣子的杨振，若是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是不恰当，不合适的。

比如说让新收复的复州、金州和旅顺口等地，摆脱登莱巡抚的节制，甚至摆脱蓟辽总督的节制，然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直接听命于崇祯皇帝，或者直接隶属兵部指挥的军事防区，这样的事情，若是杨振提出来，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崇祯皇帝一旦不同意，杨振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布局，就将立刻陷入困局。

因为他一旦自己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他与蓟辽总督洪承畴，或者登莱巡抚徐人龙的关系，可就无法挽回了。

但是，这个事情若是由张若麟，或者陈新甲这样的人物提出来，却又显得十分顺利成章。

就算崇祯皇帝最后不同意，洪承畴和徐人龙两个肯定不能因此而怪罪杨振，至少在明面上他们不能因此而归罪杨振。

这样一来，即使此事不成，杨振与未来的上官洪承畴和徐人龙之间，也不至于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这一路上，杨振换着法儿地向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兜售自己的想法，并且反复地向他灌输起减少朝廷兵部与杨振本人之间指挥层级的好处。

“张大人熟知兵法谋略，加上身在庙堂之上，一向站得高看得远，不会不知辽南之地正位于东虏腹心之下，如今虽然被我拿下，可战局瞬息万变，若前线有警讯，我部先渡海赴登莱，或者渡海赴宁远，然后从宁远或者登莱，再呈报警讯至京师，一来一回，正不知耽误了多少功夫！”

杨振在张若麟的面前，倒也并不遮遮掩掩，而是十分坦诚。

事实上，他所说的每一桩，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上上下下之间的各种相互制约造成的内耗就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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