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取消了材官骑士建制，不少地方武装哪怕部署在同洛阳相距万里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归中央。

但收兵权绝不意味着重视军务，因为自邓太后摄政起，军事话题就在朝堂沦为犯忌讳内容。

受这种大环境影响，军事长官们的职业素养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

汉武帝时就已设立的长水、射声等北军主官职务，竟在东汉成为纯儒禁脔！过去被视为国之重器的中朝将军，也逐渐失去军事色彩，日益朝着文官化方向迈进。

级别低于将军的校尉名号有所增加，实质则是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下滑，只能转而用大量部队去维持治安作战。

逆向演化的最终恶果，便是宦官干政与阉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权的西汉“中外朝”决策机制，到东汉发展为“内外朝”建制。

宦官就是决断国阅“内”，尚书反倒靠边成为“外”。以三公为首的职业官僚系统，则以此类推的被进一步边缘化处理。

至于攸关百姓生死的军务，自然也要被深宫之内的阉人粗暴干涉。

这类中枢腐化还导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发展到东汉末年，区区一个更改年号的普通诏令，在公布9个月后都未能从洛阳传达到蜀地。

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堂堂大汉为何会在羌人叛乱面前束手无措。但对边郡平民而言，洛阳朝廷毕竟是高皇帝远，宦官、外戚集团颁布的恶政也总得有人执校所以，地方长吏才是造就羌乱大祸的更直接凶手。

在东汉一朝，全社会仍处在官府的有力控制下，所以平头百姓在羌乱爆发时，难以投靠豪强获得举族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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