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曹操一生，其虽善于用兵屡摧强敌，但亦时常遭逢部下叛乱、政敌暗杀之事。

曹操所经历的叛乱与暗杀虽然都被及时平定，但考察其发生时间，无疑都是出现在如征讨徐州、官渡对峙、汉中争夺战等敏感时期，给曹操本人及后期建立的魏国都带来极大的隐患，

所以对曹操个人而言，设立一套能够时时监察百官、消除叛乱于萌芽的特务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应该，建安末年的耿纪、魏讽密谋起事只是汉臣的最后反击，自官渡徐他之后军中确无行刺之事，这也算是校事设立后的一个明显效果，即至少保障了曹操本饶安全。

但校事的危害性也十分明显：卢洪、赵达二饶随意构陷，显然证明程晓替曹操辩白的“检御有方，不至纵恣”这一抑制措施仅仅是一句空话，“不畏曹公，但畏卢洪”一语也可看出军中已是恐怖气氛蔓延。

后来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位魏王，随后他逼着汉献帝禅让，自己登基称帝，建立魏国。

建国之后，曹丕继续用校事来威慑与驾驭臣子。

要知道当年一个校事刘慈，就对曹丕告发了上万次，可见校事一职管辖范围之广，权势之大。

当然世间哪有那么多不臣之事，大多都是校事夸大其词，或者凭空捏造而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颍川太守高柔向曹丕进言，称校事告发多有不实，而且曹丕曾下令要处死被告者而赏赐告发者，所以他建议曹丕取消这项法令，以免无辜人受害。

因为校事是要监察百官，所以曹丕虽然采纳了高柔部分建议，但却没有取消校事制度。

看起来，校事一职危害极大，校事官若要寻私仇，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实际上，执政者使用校事，是有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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