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门前的闹剧终于结束，李威跟着市委办的工作人员走进酒店大堂。

前台两个女服务员站得笔直，这时目光朝着李威这边偷偷看过来，似乎知道进来的是市里的大领导，很明显巡视组的入住让酒店也是倍感压力。

电梯口站着两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做事一丝不苟的人。

李威刚走到电梯前，身后传来脚步声。

“李市长。”

李威停下，省纪委副书记严谨从大堂侧面的通道快步走了出来，她朝旁边空着的休息区示意了一下。

朱武从市政府大楼出来时，正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抬手挡了挡光，额头沁出一层细汗，不是热的，是压着的。李威那句“一个不干净的教育者，就算做到世界一流也是害人”，像一把钝刀子，在他心里来回刮。不是痛，是沉，沉得胸口发闷。

他没回局里，也没去开发区职工宿舍——那地方他刚才让宋城派了两个便衣盯梢，但自己不能露面。他直接去了凌平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楼。

谭明礼主任医师正在查房，穿着白大褂，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口罩拉到下巴处，手里捏着病历本，脚步匆匆。朱武在走廊尽头拦住了他。

“谭医生，打扰一下。”

谭明礼抬头，镜片后的眼睛先是一愣，随即认出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神情立刻绷紧了些：“朱局？您怎么来了？”

“来请教个问题。”朱武语气平和，却把一张复印纸递过去——正是汪侠那份精神健康检测报告的复印件，“这份报告，是您亲自接诊、评估、签字出具的？”

谭明礼扫了一眼，点头：“是。我本人接诊，做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结合面谈观察，符合诊断标准。”

“她当时主诉，是‘有人议论她’‘觉得有人要害她’？”朱武问得极慢，每个字都像钉子。

“对。她说办公室空调声音太响，像是窃听器；说年级组长开会时总盯着她笑，眼神不对；还说学生交作业的顺序被人动过，纸页边缘有折痕……这些细节，都带有明显的被害联想倾向。”

朱武没接话，只是静静看着他。

谭明礼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清了清嗓子：“朱局，您该知道，精神科诊断不是拍脑袋。我们有标准、有流程、有双人复核。她本人也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也接受了药物治疗建议——虽然她后来没取药。”

“她没取药？”

“对。当天下午她就走了，没拿处方。”

朱武点点头，又问：“她就诊时，有没有提到‘选人’这个词？或者‘实验中学’‘初三六班’‘秦婉’？”

谭明礼摇头：“没有。她全程只谈自己的感受，没提任何具体人名、班级、事件。我们只负责评估症状，不追问背景。”

“那您有没有留她的就诊录音？或者监控录像？”

“门诊室没有录音设备，监控只存七天，早没了。”

朱武没再追问。他转身离开时，听见身后谭明礼低声补了一句：“朱局……这案子，真和精神病无关？”

朱武脚步一顿，没回头，只说：“如果她真是病人，为什么留下的纸条比我的笔录还清醒？”

谭明礼没答。

朱武走出医院大门，拦了辆出租车，报了个地址：“凌平市心理援助中心，城东分部。”

心理援助中心设在老旧居民楼里，墙上贴着褪色的绿植海报，门牌歪斜。前台是个戴圆框眼镜的年轻女心理咨询师，叫林玥，三十出头，说话轻声细语，指甲剪得极短，袖口露出一截青紫色的旧疤痕。

朱武出示证件后，说明来意：“我想调阅汪侠老师去年以来的所有咨询记录。”

林玥翻了翻电脑，手指停住：“汪侠老师？她没来过我们中心。”

“确定？”

“确定。我们的系统里没有她的预约、登记、咨询记录，连初筛问卷都没填过。”

朱武皱眉：“她被校方列为‘需重点关注对象’，按理说学校应该转介到你们这里做危机干预。”

林玥摇头：“实验中学去年确实送过两批教师来做团体辅导，但名单里没有汪侠。而且——”她翻开一本纸质台账，“去年七月起，他们就没再给我们转介过任何个案。说是‘内部心理疏导机制已完善’。”

朱武盯着那行字：“内部心理疏导机制已完善”。

他忽然想起什么，掏出手机，给宋城拨过去：“查一下实验中学的心理咨询室负责人，叫周敏，查她执业资格、培训经历、近三年所有进修记录。”

电话挂断，朱武坐在硬塑料椅上，慢慢搓着指腹。阳光从窄窗斜切进来，在地板上割出一道惨白的光带，像刀痕。

十分钟后，宋城回电：“周敏，三十七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是真的，但发证单位是省心理学会下属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非卫健委备案机构。她近三年所有进修都在本地，没参加过任何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奇怪的是——她去年十一月，突然以‘个人原因’注销了原所在私立心理咨询机构的注册信息，两个月后就进了实验中学。”

朱武闭了闭眼。

一个没有实操经验、证书来源存疑、突然空降进重点中学的心理咨询师，成了决定教师是否“具备教学能力”的关键一环。而恰恰是她，在停职会议记录上，作为“专业意见提供方”，签署了“建议暂停教学工作，接受规范干预”的结论。

这不是巧合。

他起身出门，没回局里，而是拐进路边一家小超市，买了瓶冰镇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凉意顺着喉咙直冲胃里。他站在店门口，望着对面公交站牌上“开发区电子厂”四个字，忽然转身，又拦了辆出租车：“去开发区电子厂。”

厂区大门锈迹斑斑，铁门半开，保安亭里没人。朱武亮了证件，门卫只瞟了一眼，懒洋洋挥手放行。厂房巨大，轰鸣震耳，流水线上工人戴着耳罩，面罩，动作机械。他找到人事科，递上证件，要求调阅秦婉父母——秦建国、王秀兰近两年的考勤与工资单。

人事科长是个中年男人，翻了翻档案柜，皱眉：“秦建国？去年十月就下岗了。王秀兰还在流水线，但上个月开始轮休，基本没上班。”

“下岗？为什么？”

“厂子效益不好，裁员。不过……”他压低声音，“听说是实验中学那边打过招呼，说他女儿在学校‘行为异常’，影响集体荣誉，建议企业配合教育管理。”

朱武的手指猛地攥紧矿泉水瓶，塑料外壳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秦建国下岗后，有没有再就业？”

“没有。他找过厂里领导，想调去后勤，被拒了。后来……好像跟学校签了份协议。”人事科长犹豫了一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A4纸复印件，“喏，就是这个。说自愿退出工作岗位，换取女儿在校期间‘特别关照’，包括免收部分择校费、优先安排重点班、享受一对一学业督导……条款很细。”

朱武接过那张纸，纸角卷边，墨迹新鲜，落款日期是上个月十五号，公章盖得鲜红刺眼——不是电子厂的，是实验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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