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秋老虎来得迟，都九月中旬了，午后的阳光还跟泼了油似的，烤得人浑身发黏。
刘建国坐在自家建材店后院的凉棚里，手里的茶杯续了三回水，还是没喝进去几口。
搪瓷杯沿结着圈褐色的茶渍，就像他心里那些解不开的疙瘩，密密麻麻堆着，堵得人喘不过气。
凉棚外的水泥地被晒得发白，几只苍蝇围着墙角的垃圾桶嗡嗡打转。
店里的伙计小马轻手轻脚走过来，递上一沓进货单：“刘总，这批钢筋的单子该签了，厂家那边催了两回了。”
刘建国头也没抬，挥了挥手：“放那儿吧，等会儿再说。”
小马犹豫了一下，没敢多问，蹑手蹑脚地退了回去。
他知道老板最近心情差到了极点，自打上周检察院的人来店里查账，刘建国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眉头就没松开过。
谁都知道，刘建国这几年靠承接市政工程发了财，可这行当里的猫腻，哪经得起细查？
刘建国指尖在杯壁上蹭了蹭，冰凉的触感让他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他掏出手机，解锁屏幕，盯着通讯录里“汪叔”那个备注，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不敢按下去。
汪叔，汪明远，以前是市里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去年退居二线。
论辈分，刘建国得喊他一声叔，俩人的交情，得追溯到刘建国他爹那辈。
当年刘建国刚入行，没少受汪明远的照拂，后来生意做大，也没忘了孝敬这位叔。
这次出事，刘建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三天前，汪明远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事情有点棘手，本地的关系网动不了，得去北京找个老同学帮忙。
那老同学现在在部委里任职，只要他肯出面斡旋，撤销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挂了电话，刘建国当即取了二十万现金，用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装好，送到了汪明远家。
汪明远没收，只说：“建国，咱们这关系，我不能要你的钱。你放心，我这就动身去北京，一定帮你把这事办妥。”
就是这句话，成了刘建国这些天唯一的精神支柱。
可自从汪明远上了火车，给他发了条“已出发，勿念”的消息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刘建国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个不好的念头。
他越想越慌，猛地站起身，搪瓷杯被带得晃了一下，半杯凉茶洒在裤腿上，冰凉的感觉顺着皮肤往上窜，可他一点都没察觉。
他在凉棚里来回踱步，脚步越来越快。
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把自己这些年干过的那些擦边球的事全过了一遍。
偷税漏税、工程偷工减料、给官员送回扣……哪一件拎出来，都够他喝一壶的。
这次检察院查的，是去年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据说有人匿名举报，证据还挺扎实。
“要是汪叔那边出了岔子，没人帮我斡旋，这案子一旦定性，我不光是要坐牢，这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也全完了。”刘建国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
他老婆带着孩子去外地旅游了，临走前还跟他说要给他带纪念品，他现在却连跟老婆报个平安的勇气都没有。
另一边，北京的长安街，秋风吹得正劲。
汪明远裹紧了身上的夹克衫，站在人行道上，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
他已经在北京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两天了，可那个老同学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出发前，他特意翻出了压在箱底的通讯录，找到了老同学的联系方式。
他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俩人关系最好，一起逃过课，一起泡过图书馆，毕业的时候还互相承诺，以后不管谁混得好，都得拉对方一把。
后来老同学考了公务员，一路往上升，而他则回了老家，在检察院干到了退休。
这些年，俩人联系不多，但逢年过节，还会发个短信问候一下。
他原本以为，凭着当年的交情，老同学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可真到了北京，他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第一天打不通电话，他以为是老同学忙；第二天还是打不通，他心里就有点发慌了。
他试着打了老同学单位的电话，接线员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敢说得太详细，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有私事找，接线员说领导正在开会，让他晚点再打。
“难道是他知道了我找他的目的，不想管？”汪明远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不是不知道，包庇刘建国这种事，风险很大。
一旦被查出来，他这一辈子的清誉就全毁了。
可他又不能不管刘建国。当年刘建国他爹救过他的命，这份恩情，他记了一辈子。
刘建国出事，他不能坐视不管。
今天一早，他就从旅馆出来了，打算直接去老同学的单位门口等。
他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清楚老同学单位的地址，就在长安街附近。可真到了长安街，他又有点犹豫了。
他知道，这里是首都的核心地带，安保措施肯定很严。
他一个外地来的老头，要是在单位门口徘徊太久，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汪明远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又拨了一遍老同学的号码。
听筒里传来的，还是那个冰冷的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他收起手机，咬了咬牙，还是决定去单位门口等。
不管怎么样，他都得见到老同学，把事情说清楚。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正准备往前走，突然被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小伙子拦住了。
“老同志，麻烦你等一下。”其中一个小伙子语气严肃地说。
汪明远愣了一下，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们：“同志，怎么了？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另一个小伙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落在他手里的黑色双肩包上，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来北京干什么？”
“我从湖北襄阳来的，来找个老同学。”汪明远老老实实地回答。
他心里有点发紧，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像是警察，倒像是安保人员。
“找什么老同学？哪个单位的？有预约吗？”小伙子追问着，语气越来越严厉。
汪明远不想把老同学的信息随便告诉外人，毕竟他找老同学是为了办私事，还是这种见不得光的私事。
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说：“就在附近的一个单位，我没提前预约，就是想过来碰碰运气。”
“没预约？”小伙子皱起了眉头，“老同志，我看你在这里徘徊半天了，神色还这么慌张，该不会是来越级上访的吧？”
“上访？不是不是！”汪明远赶紧摆手，脸色都变了，“同志，你误会了，我真不是上访的，我就是来找老同学的。”
“不是上访的？那你为什么不敢说你老同学在哪个单位？为什么神色这么紧张？”小伙子不依不饶，“跟我们走一趟吧，到警务站去说清楚。”
“我不去！我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汪明远有点生气了。
他一辈子在检察院工作，都是他审问别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
“老同志，你别激动。”第一个小伙子缓和了一下语气，“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最近这一带上访的人比较多，我们也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你跟我们去警务站，把事情说清楚，要是真没问题，我们马上就让你走。”
汪明远看着周围越来越多围观的人，心里又急又气。
他知道，在这里跟他们争执下去，也不是办法。
万一闹大了，影响更不好。
说不定还会给老同学带来麻烦。
他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行，我跟你们去。但我跟你们说清楚，我真不是上访的。”
两个小伙子对视了一眼，架着汪明远的胳膊，就往旁边的警务站走去。
汪明远挣扎了几下，可他年纪大了，力气根本比不上这两个年轻小伙子。
他手里的双肩包被甩得来回晃，里面的换洗衣物和一些证件发出沙沙的响声。
“同志，你们放开我，我自己能走。”汪明远无奈地说。
到了警务站，一个中年警察接待了他们。
年轻小伙子把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中年警察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先出去，然后看向汪明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老同志，坐吧。”
汪明远坐下，心里还是很憋屈。
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退休证，递了过去：“同志，你看看，我是襄阳检察院退休的，不是什么上访的。我真的是来找老同学的。”
中年警察接过退休证，仔细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汪明远，点了点头：“原来是汪检察长，失敬失敬。”
听到“检察长”这三个字，汪明远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
毕竟，这个身份还是有点分量的。
“同志，现在你相信我不是上访的了吧？”汪明远问道。
中年警察把退休证还给了他，笑了笑：“汪检察长，刚才是我们的人有点误会，还请你多包涵。不过，你也知道，长安街这地方特殊，安保措施比较严格。你一个外地来的老同志，在这里徘徊太久，确实容易引起怀疑。”
“我明白，我明白。”汪明远连忙说，“是我考虑不周。”
“你找的老同学在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确认一下情况。”中年警察问道。
汪明远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老同学的名字和单位说了出来。
他知道，现在也只能相信这些警察了。
中年警察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单位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汪明远：“汪检察长，你自己跟他说吧。”
汪明远接过手机，心里一阵激动。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手机说：“喂，是老李吗？我是汪明远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个略显陌生的声音：“汪明远？哦，是你啊。你怎么突然打电话到单位来了？”
“老李，我来北京了，就在你单位附近。我找你有点急事，想跟你见一面。”汪明远急切地说。
“急事？什么事？”老李的语气有点冷淡。
汪明远看了一眼旁边的中年警察，压低了声音：“电话里说不清楚，还是见面说吧。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最近很忙，没时间见你。”老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有什么事，你还是在电话里说吧。要是不方便说，那就算了。”
汪明远心里一沉，没想到老李会这么不给面子。
他咬了咬牙，还是把刘建国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只是隐去了一些细节，只说刘建国被检察院调查了，可能有点误会，想请他帮忙斡旋一下，撤销案子。
听完汪明远的话，电话那头的老李沉默了很久。汪明远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老汪，不是我不帮你。”老李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也当过检察官，应该知道这其中的规矩。案子已经立案调查了，哪能说撤销就撤销？再说了，这种事要是传出去，我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你还是回去吧，别在这儿瞎折腾了。”
“老李，我知道这事儿为难你。”汪明远急了，“可刘建国他爹当年救过我的命，这份恩情我不能不报啊。你就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行吗？”
“不行。”老李的态度很坚决，“老汪，我劝你还是别管这事了。免得引火烧身。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先挂了。”
说完，老李就挂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像重锤一样，砸在汪明远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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