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运之弊,不独在道路之远,而在公私之心。胥吏奉命转输,车由官给,夫由民发,驼马死则再征,粮粟损则再取,起运之时,虽有万石,沿途损耗,或不及半。”

“押运者但求文牒无缺,不问公帑所费;所损者非其家财,不能使人爱惜。”

这两段话出现,刘恭顿觉耳目一新。

的确是不同。

其他考生,大多论述官运方法。

譬如起运,押运,查验,其中设置官吏,督察转运,又或立巧法,登记造册,封口加印,防止转输损耗。

他们提出的办法,确实是精巧,但看多了难免乏味。

但这个考生所写的,则完全不同。

可以说一上来,他便推翻了刘恭所出的题目,直言不讳地指出,官营转运的弊病。

成本如何管控?

这是官营经济绕不过去的问题。

如今的奉天军镇,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刘恭作为最高领袖,发布下去的任何命令,都会被不计代价地执行,并且双倍的完成。

其中造成的诸多损耗,便是刘恭不愿见到的。

因为他的资源有限。

西域坐拥丝绸之路,虽然看起来繁荣富庶,但其实农业经济脆弱,并没有中原那么好的资源禀赋。

一旦发动对中原的战争,刘恭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尽快打进去,就食于中原。要么,就得建立一个完整的链条,保证后勤运输,维持西域的生产运转。

所以刘恭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而这张答卷,给出了全新的答案。

“凡商旅愿携粮转运,皆可赴官府,自陈所运粮草数目,以转运粮草,求蠲免之税。商人受牒以后,须由同伴合保,官府不为其雇车征夫,不给途中口粮,只须保护关津,至于商旅如何行走,悉听自便。至于官仓,验明品

类,官斛称量,起运接收,以实到计数也。”

“李长史,这策论,你觉得写的如何啊?”刘恭忽然对着李弘谏问道。

突然被提问,李弘谏还有些愣神。

随后他立刻摇了摇头。

“回节帅,我不知道。”

“我看这不错。”

刘恭却给出了好评。

按照这张考卷所说,便是要减少官运,而多加民运。官府不负责运输,只负责接收,每年各地做出调整,控制粮食价格,并且用税收的办法,来引导军镇内部的商品流通。

如果刘恭没记错的话,中唐年代的宰相刘晏,使用了类似的办法,转运各地盐铁,盘活了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格局。

考卷中所说的,则是更进一步。

要对全国的商旅,实行家长式的指导,控制资本的流向。

倒是有点类似重商主义了。

17世纪的法国,便是在柯尔贝尔的指导下,发展出了国家重商主义。

古代的封建国家,其可以动用的能力,源自于税收能力。假如刘恭手下合计一百万人口,能收上10%的税,则可以征调的最大人群,大约是在九万左右。

但税收在用出去的过程中,总是会造成损耗的,不论是贪污,还是高薪养廉,又或者平日赏赐他人,都会导致可以征调的人数减少。

徭役也是一样道理。

因此重商主义的办法,就是寻找更高效的组织手段,减少这个损耗。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放弃部分税收。

用这些被放弃的税收,来换取更高效的流通手段。

甚至可以说,债务也是一样的手段,利用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获得超额的资金,用以在短期内,达成国家目标。

总而言之,封建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弱,不光在于军事科技上弱,其经济上的动员能力,也是弱于资本主义的。毕竟封建制度再怎么收税,一个年产一千斤粮的老农,就算把他打死,他也就一千斤的粮可以交。

但资本主义社会,真能让一个人欠两辈子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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