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套的时候，Sigrid换装出场，黑白双色烧结网眼外套，整件衣服从中线劈开，左黑右白，几何分割，白衬衫，黑色高腰直筒裙，黑白双色鞋。

她出来的那一秒，音乐正好切换，钢琴退下去，弦乐揉进来...

李寻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停顿了半秒，像一滴水悬在玻璃边缘，将坠未坠。

“你拒绝得很快。”他说，语调却没什么意外，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可你知道，Rhine，这句话不是替他求情，是替整个行业留一口气。”

曾黛没接话，只把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桌面边缘——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他上个月用裁纸刀改秀场动线图时不小心留下的。窗外圣奥诺雷路的梧桐叶影正缓缓移过那道印子，像时间在呼吸。

“我见过他三次崩溃。”李寻忽然说，“第一次是1995年Givenchy高定首秀前夜，他在后台撕掉全部手稿，蹲在更衣室角落哭得喘不上气，你递给他一杯热茶，他喝完就把茶杯捏碎了，说‘这世界连瓷都装不下我的梦’；第二次是2004年Dior马术系列被《纽约时报》批‘浮夸如马戏团’，他整周不碰针线，靠在你工作室天台栏杆上抽烟，烟灰掉进领口都不掸，你说‘约翰，你缝错的扣子比别人一辈子缝的都多’，他笑了，第二天凌晨三点给你发邮件，标题是‘新扣子，已钉好’；第三次……就是这次。”

电话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混着远处隐约的巴黎地铁报站声。

“他骂人的话，视频里每一句我都听见了。难听，恶毒，毫无体面——可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他骂那对情侣‘穿着仿货还敢坐第一排’，而那天他们穿的，是去年他亲手签过名的Dior早春样衣。他认不出自己的衣服，因为那衣服早被改过七版，面料换了三次，肩线削掉两公分，袖口加了暗褶——他记得每一道修改，却记不住人。”

曾黛喉结动了一下。

“所以你不是要我替他开脱。”他声音低下去，“你是要我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在用他的才华喂养自己的野心，又在他失衡时，第一个扔出石头。”

“对。”李寻说，“而你现在手里攥着最大的那块。”

办公室门被轻轻叩响。加利亚德探进头，手里捏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A4纸，边角还带着打印机余温：“Boss，西德尼·托莱达诺的助理刚送来的——Dior董事会特别会议纪要，附了三份备选方案。第一份是紧急启用内部创意总监，第二份是邀请卡尔·拉格斐以顾问身份临时督秀，第三份……”她顿了顿，把纸页翻过来，露出末尾一行手写备注，“‘征询Rhine先生意向：是否愿以艺术指导身份参与Dior 2011秋冬高定系列最终定稿及秀场呈现’。”

曾黛目光扫过那行字，墨迹未干，蓝黑钢笔水微微洇开，像一滴不肯干涸的泪。

他抬手示意加利亚德出去，门关上的刹那，听见李寻在电话那端问：“你猜，为什么西德尼不直接找卡尔？”

“因为卡尔上周刚在米兰宣布，要为Fendi做最后一季皮草系列。”曾黛答得极快，“他不会碰任何带政治风险的设计项目，尤其涉及种族议题。”

“聪明。”李寻笑了一下，很短，“但还有个原因——卡尔说，‘如果Dior需要一个能镇住全场的人，就该去找那个让整条香榭丽舍大街为他关灯的男人’。”

曾黛闭了闭眼。

昨夜那支2004年夜丘的余味还在舌根，微涩，回甘悠长。他想起刘茜茜诺最后一次来爱安娜工作室，是去年深秋，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坐在他办公桌对面啃苹果，果核在指尖转了三圈才扔进废纸篓。“Rhine，”他当时说，“你总把布料当活物看，可你忘了人也是活的——会疼，会烂，会突然在某天早晨发现，自己连纽扣都系不直。”

窗外梧桐影已爬过整张桌面，停在那道划痕尽头。

“李寻。”曾黛开口，声音平得像尺子量过，“你告诉约翰，我答应他一件事。”

电话那端静了三秒。

“哪件？”

“不是那句‘需要帮助，不是审判’。”曾黛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百叶帘。阳光轰然倾泻，刺得人眯起眼，“是另一件——下个月时装周期间，我会在巴黎歌剧院后巷的旧裁缝铺见他。那里有台1937年的Juki缝纫机，脚踏板锈住了，得用扳手敲三下才转得动。他当年就是在那里，给我改第一条西装裤的裤脚。”

李寻长久地没说话，只听见电流细微的滋滋声，像老式收音机在调频。

“他现在……连针都拿不稳。”李寻终于说。

“那就教他重新拿。”曾黛望着楼下匆匆走过的路人，一个年轻女孩正踮脚够橱窗里Dior最新款手袋的标签，“从穿线开始。教他怎么让线不打结，怎么让针尖穿过最薄的真丝时不留下洞，怎么在布料上绣一朵不会凋谢的玫瑰——不是给秀场，不是给杂志，就绣在一块旧手帕上，绣给他自己看。”

电话里传来一声极轻的、近乎哽咽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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