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此事后,剩余的学子无疑都是规矩了许多,安分守己,一起将大学堂的一些事务完善妥当。

剩下的四百来人都被安排了值,每日轮班洒扫庭院、整理讲堂、清点书册......虽未正式开学,倒也井井有条。

如今学舍里再没人你争我抢,那些寒门庶民和胡人学子向豪族子弟搭话,也终于都有人应了,虽然还有些生分,可总比干瞪眼强。

而大学堂这么大的动静,自然瞒不过各国使节。

随着刘义真返回关中,一些使者也前来住在长安,方便刘义真随时沟通......这其中自然还有北凉使者阚骃。

如今刘义真跟沮渠蒙逊重开贸易的诸多事务还没商议完,骃便多了些日子。

他听说刘义真拆了姚兴的宫室修大学堂,又亲自去学舍里弹压了两拨打架的学子,便也是好奇的穿着白衣去见刘义真,以示自己不谈国事。

阚骃本就为凉州巨儒,在姑臧讲学多年,门生遍布河西,对教化之事极为上心。

他见到刘义真后当即拱手问道:“殿下是要传授什么呢?”

这不仅仅是阚骃自己的疑惑,也是如今长安人人都在观望的事情。

茶肆里、官署中、军营内,到处都有人在议论,秦王修了那么大一座学堂,到底要教什么?

教经学?可经学当真还有用吗?

教佛学?可佛学有寺庙,何必再开学堂?

教玄学?可他们真的能学懂南方那些东西吗?

而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其实都在长安举办过此类大事。

阚骃对这些事熟得很,他是凉州人,离关中近,年轻时还来长安游过学,亲眼见过关中的文教盛况。

苻坚自觉永嘉之乱后“庠序无闻”,于是广修学宫,恢复太学和地方学校,并强制公卿以下子弟入学。

那会儿长安城里倾尽前秦国力修建的太学比现在刘义真的大学堂还要阔气。

那讲堂连着讲堂,学舍排成街巷,而且公卿子弟不入学,家长要受罚。

前秦时,关东地区“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由郡县以礼送往朝廷;反之,百石以上的官员“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则罢官为民,将儒学修养与仕途挂钩。

而且当时有诏令,地方官举荐人才,举上来的人若是不通经术,举荐的官要连坐。

同时苻坚还时常每月亲临太学,考问学生经义,并提拔了多名学子。

在灭亡前燕后,他还在长安祭祀孔子,彰显对儒学的尊崇......后来苻坚甚至将教育延伸至军队和宫廷,要求将士受学,并在后宫设立学校教授宦官和宫女。

苻坚如此重视礼教,无非是想让鲜卑、羌、羯、汉的子弟都读一样的书,读着读着,便分不清谁是哪族了。

而姚兴也不遑多让。

姚兴在长安大兴官学,允许儒生自由往来求学,使得后秦“儒风兴盛”。

那会儿长安城里的儒生比苻坚时还多,太学里坐不下,便在城东、城西各设分校,有的儒生从凉州来,有的从邺城来,甚至还有的从本为正朔的建康来,来了便住下,一住便是三五年。

除了对儒学的尊崇,二人对于佛家同样也是极为重视。

苻坚攻取襄阳后,将高僧释道安迎至长安,道安在长安译经、讲法,门下弟子数千。

姚兴迎请鸠摩罗什,亲自参与译经校对,让长安成为佛教中心。

正因为两代英主的先后努力,让儒理汉人,佛定胡心,才使得关中的汉胡交融,使得关中成为如今汉胡相处最为和睦融洽的地区。

阚骃心里清楚,刘义真能在关中搞胡人改姓、汉胡杂居,靠的就是苻坚和姚兴打下的底子。

读书论佛,读着读着,便有了共通的话可说。

而如今刘义真也要做这些事情,骃下意识就想到:“殿下莫不是想要让大学堂传授玄学清谈吗?”

毕竟,儒、佛两家在关中已经十分盛行。

如果刘义真要继续推行两条旧路,按照苻坚和姚兴的政策行下去就可,没必要专门卡设大学堂。

太学还在,寺庙还在,接着办便是了。

而刘义真若是要加新东西,联想到刘义真是从南方来的,那阚骃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脱胎于老庄的玄学。

南方士人尚玄谈,王弼注《易》、何晏解《论语》,都是拿老庄的路子来讲儒学。

倘若真是如此,那儒、佛、道三家,可就真的要在关中包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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