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硕印象深刻的还有靳开来。

靳开来这个刺头人物，在王硕看来塑造的简直太深入人心。

他说话粗，得罪人多，不止一次指着赵蒙生骂，甚至扬言要给他吃颗“花生米”。

王硕仍然能想起他在开战前畅饮一碗习水大曲后的豪言。

“干了这杯酒，咱们烈士陵园见！”

王硕也是热血澎湃的青年，他仍能回想起那时的部队里，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红艳艳的全是大家写的请战书。

当时有战士试图割破手指写血书，想写一篇激情难抑的血书，只是这样写，怕是得割完十个手指都不够。

最后是连里一位班长想了个主意：他去卫生队，让人家帮忙从胳膊上抽了一罐血，就用这一罐血写了一篇完整的血书。

一帮海军，也不知道瞎闹腾什么。

王硕现在回想起这段记忆有些像看小孩子玩闹般可笑，可是想起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心中丝毫没有“后悔”两字。

毕竟，在那一刻他只记得自己唯一的名字——中国军人。

“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当时想的是，要么死在海战里，要么当上海军首长”

燕京大学。

刘震云刚在图书馆里读完1981年《十月》杂志的。

73年的时候，刘震云14岁，因为身高上的优势，家长虚报了他的年龄，让他去当了兵。

一是为了吃上白馍，二是为了看姑娘。

在那个岁月，全中国最漂亮的女孩都在部队里头。

可惜等待他的只有漫天黄沙，在一堆大老爷们中间当了五年兵，78年才复员。

虽然如今的他已经是燕大大学生的身份，但仍然对自己生命中那段抹不去的岁月难以忘怀。

因而看到这篇《高山下的花环》以后，他瞬间便来了兴趣，一气儿读完。

读完以后，刘震云的泪水已然湿润了眼眶，难受了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儿。

对于他来说，这篇文章里的战士，不是一个个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读《花环》这篇小说，他比其他读者的感触更深，因为他的一位老战友便倒在那个地方。

一群人围起来喝酒，嚷嚷着“烈士陵园见”，上战场前，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写遗书，战士们互相约定，如果谁死了的话，其他人一定要回去照看他的父母。

刘震云以手掩卷，想到那些可爱的人，便忍不住喉头发涩，掉下了眼泪。

过了几秒，刘震云才抑制住情绪，重新捧起《十月》这册杂志，看向头条的《花环》这篇文章。

此刻，他无比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这篇小说。

刘震云非常理解江弦为什么会给小说取名叫《高山下的花环》。

听说烈士们并没有整洁的坟墓，只是草草的埋在高山脚下，立一块木头就当墓碑。

高山底下，花环簇簇。

老兵们会沉寂在山脚下，可他们曾经献出的鲜血、生命、热诚，不能被淡忘。

这是忘恩，也是背叛。

在刘震云看来，这就是《高山下的花环》这个名字的含义。

多年后，当花衰败以后，人们还会不会记得他们曾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应该记得！

必须记得！

刘震云目光炯炯的坐在桌前，“这篇小说不火，天理难容！”

一晃，《高山下的花环》这篇小说发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因为纸张的计划供应问题，《十月》还属于“限量发行”，印数逐期增加，从1980年1期的14万，提高到1980年6期的23万。

编辑部会不时地接到外地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反映当地邮局订不到《十月》，询问解决的办法。

到了今年，邮局终于取消了《十月》的限量发行，读者的订阅数量大增，今年，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十月》造就了创刊以来前所未有过的声势。

张守仁不敢保证今后《花环》不会出事，但至少，已经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过这篇小说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此刻多半便是这样的心境。

编辑部的编辑们，很快读了《花环》的来信，有意思的是，收到的一千多封信中，有三百多封都是投诉信，无一例外都是反映：

“改写靳开来的结局！”

面对读者们的来信，编辑们也很是无奈，只好当个趣谈。

不过问题很快就来了。

《十月》每期的印数是50万册，今年的最高销量则是65万册。

出于对江弦的信任，1981年第4期第一次的印数就是60万册。

可在上市一个半月以后，随着《高山下的花环》声势越来越大，60万册第4期就全都卖光了。

这样的销售速度，直接惊掉了《十月》编辑们的下巴。

编辑部几乎每一分钟都能收到外地读者的来信、电话，询问他们如何订购到最新一期的《十月》。

编辑部匆匆忙忙的加印，决定再版30万册。

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印刷厂的女工闹起了情绪。

不给印了！

才发现之前定时发布设置错了。

我设置的10点55分，结果设置成第二天早上的10点55分了，莫名其妙断更了一天我自己都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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