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远住的监舍是六人间，晚上躺下后，耳边全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和磨牙声。

他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水泥天花板冰凉坚硬，像极了他此刻的心境。

入狱已经三个月了，他还是没能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

曾经的副检察长身份，在这里一文不值，没人会因为他的过去对他另眼相看，有的只是麻木的打量和刻意的疏远。

白天的劳动不算繁重，就是在车间里折叠纸盒。

一双手曾经翻阅过无数案卷、签发过无数文件，如今却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机械的动作。

每折完一个，他就会停下来愣一会儿神，眼前总会浮现出过去的画面。

有时候是在检察院的审讯室里，他穿着笔挺的检察制服，严肃地审问嫌疑人；有时候是在会议室里，和同事们讨论案情，为了一个证据的认定争得面红耳赤；还有时候，是刘建国他爹冒着大雨把他从山沟里背出来的场景，那时候他才十八岁，因为上山采药迷了路，差点就没了命。

“恩人啊，我对不起你。”汪明远在心里默念着。

当年刘建国他爹救了他，临终前把刘建国托付给他，让他多照看。

他一开始确实做到了，教刘建国做人的道理，帮他牵线搭桥，可后来看着刘建国在歪路上越走越远，他却因为念及旧情，一次次选择了纵容。

直到这次刘建国出了事，他又抱着侥幸心理，想靠着老同学的关系帮他脱罪，最终把自己也搭了进来。

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他看到监狱的公告栏里贴着新的法律宣传海报，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他的眼睛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些话他曾经对别人说过无数次，可到了自己身上，却犯了最愚蠢的错误。

他以为自己当了一辈子检察官，熟悉法律的漏洞，能钻空子，却没想到，法律的网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者。

他开始主动找狱警要法律书籍，每天晚上等其他人都睡熟了，就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微弱灯光看书。

他看得很仔细，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第二天找懂法律的狱友请教。

以前办案的时候，他看法律条文是为了更好地定罪量刑，现在再看，却是为了剖析自己的罪行。

他发现自己当年的行为有多荒唐，不仅违背了法律，更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入狱半年后，他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老伴写的，字里行间都是牵挂，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

老伴还说，刘建国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襄阳，临走前托人给他带了句话，说不怪他，只怪刘建国自己不争气。

看到这里，汪明远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对不起老伴，让她一把年纪还要为自己担心；他也对不起刘建国的老婆孩子，没能帮他们把刘建国拉回正途。

从那以后，汪明远更加积极地改造。

他主动承担起监舍里的卫生，帮着打扫厕所、擦窗户；在车间里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最认真的那个，折出来的纸盒又快又好。

狱警和狱友们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改观，有时候会主动和他聊聊天。

他也会把自己知道的法律知识讲给狱友们听，劝他们好好改造，出来后做个守法的公民。

有一天，监狱里组织观看法治教育片。

当看到屏幕上那些因为一时糊涂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他们的家人痛哭流涕的样子时，汪明远又想起了自己。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在报恩，却没想到是在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他终于明白，真正的报恩，不是纵容对方犯错，而是在对方走错路的时候，及时把他拉回来。

如果当年他能早点提醒刘建国，阻止他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日子一天天过去，汪明远在监狱里的生活越来越规律。

他不再像刚入狱时那样迷茫和悔恨，而是多了一份平静和清醒。

他知道自己犯了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改造，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错。

春天的时候，监狱里的桃树开了花，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

汪明远站在桃树下，看着远处的天空。

他想起了襄阳的春天，想起了家里的小院，想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等自己出去后，一定要好好弥补老伴，还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用自己的经历警示更多的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但他不想让这个污点伴随自己一辈子。

他要在剩下的日子里，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曾经的副检察长汪明远已经死了，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正在接受改造、努力赎罪的犯人。

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能重新赢得别人的尊重，也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襄阳的暮色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

刘建国的建材店后院凉棚里，那盏昏黄的灯泡接触不良似的，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个挣扎的困兽。

手机摔在水泥地上的裂痕还清晰可见，屏幕黑着，像一只瞎了的眼睛。刚才张莉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每一个字都带着冰碴子：“汪明远试图包庇你，现已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立即到检察院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刘建国扯着嘴角笑了笑，笑声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木头，“投案了，这辈子就全完了。”

他缓缓蹲下身，捡起地上的手机。

指尖碰到碎裂的屏幕，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他却浑然不觉。

曾经被他视为最后救命稻草的汪叔，不仅没帮上忙，反而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这个消息像一把重锤，彻底砸碎了他仅存的希望。

凉棚外的苍蝇还在嗡嗡作响，这会儿却像是钻进了他的脑子里，搅得他头痛欲裂。

他想起三天前给汪明远送钱时的场景，汪明远拍着胸脯保证的样子历历在目：“建国，你放心，我这就动身去北京，一定帮你把这事办妥。”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保证多像一个笑话。

他以为凭着汪明远以前的身份和人脉，总能找到办法，却忘了这年头，没人愿意为了别人的事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更何况是这种涉嫌包庇的重罪。

“行贿数额巨大”，张莉的话再次钻进耳朵。

刘建国的心脏猛地一缩，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些年为了拿工程、打通关系，送出去的钱早就不是小数目。

一旦查实，别说十年八年，牢底坐穿都有可能。

他不敢想自己坐牢后会是什么样子。老婆带着孩子在外旅游，还等着他回去团聚；家里的建材店虽然被查了账，但还有不少收尾的工程没做完；那些跟着他混饭吃的伙计，还等着他发工资……

不，他不能就这么认栽。

刘建国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急，头一阵发晕，他扶着凉棚的柱子，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稳。

他的眼神里，绝望渐渐被一丝狠厉取代。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就不能放弃。

他开始在脑子里飞速盘点自己认识的人。

以前巴结他的那些官员，现在肯定躲他躲得远远的；生意上的伙伴，大多是酒肉朋友，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家里的亲戚，更是没那个能力帮他。

一个个名字在脑海里闪过，又被他一一排除。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任世和。

任世和，是他店里的项目经理，也是他最得力的下属。

小伙子今年才二十七岁，名牌大学毕业，脑子灵光，为人踏实，做事又有分寸。

当初刘建国把他从一家大建筑公司挖过来，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

这几年，店里不少难啃的工程，都是任世和牵头搞定的。

更重要的是，任世和为人靠谱。有一次，店里的一个项目出了质量问题，客户闹着要赔偿，是任世和主动站出来，通宵达旦地制定解决方案，不仅挽回了损失，还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而且，任世和嘴严，知道的事情多，但从来不在外面乱嚼舌根。

“对，找任世和！”刘建国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丝微光。

任世和脑子活，人脉也广，说不定能想到他没想到的办法。

就算他帮不上大忙，至少也能给自己出出主意。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店里，找伙计小马要了一部备用手机。

这部手机是店里用来联系客户的，很旧了，外壳都掉了漆。

他颤抖着手指，拨通了任世和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通了，那头传来任世和沉稳的声音：“刘总，您找我？”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刘建国的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世和，你现在在哪儿？有空吗？我想找你聊聊。”

任世和听出他声音里的不对劲，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刘总，我在工地宿舍呢。您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马上过去找您。”

“别，别来店里。”刘建国急忙说，“店里人多眼杂。这样，你知道城南那家‘老地方’茶馆吗？我们在那儿见，我二十分钟后到。”

“好，我知道。刘总您别急，我马上过去。”任世和没有多问，爽快地答应了。

挂了电话，刘建国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他擦了擦手，从抽屉里翻出几百块现金揣在口袋里，又找了件外套穿上。

走到店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建材店，心里五味杂陈。

这里承载了他的心血和梦想，如今却可能成为他的催命符。

小马看到他要出去，连忙迎上来：“刘总，您要出去啊？用不用我送您？”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刘建国摆了摆手，语气疲惫，“店里的事你多盯着点，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嘞，刘总您放心。”小马点点头，看着刘建国的背影消失在暮色中，心里暗暗嘀咕：老板最近真是越来越不对劲了，希望别出什么大事。

刘建国没有开车，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他怕自己开车的时候心神不宁，出什么意外。

出租车穿梭在襄阳的大街小巷，窗外的霓虹灯闪烁，映在他的脸上，却照不进他灰暗的心里。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任世和的身影。

他想起第一次见任世和的时候，小伙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衬衫，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却在讨论工程方案的时候，条理清晰，观点独到，一下子就吸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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