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埃里克·克莱因主编:”

“首先感谢编辑部及时将投诉信息转达给我。针对韩川先生的投诉,我想简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该论文的核心数学框架是我博士阶段研究的一部分,涉及加权正交基的迭代逼近方法。该方向的初步构思可以追溯到今年年初的博士课题讨论,远早于任何建模竞赛论文的公开时间。”

“第二,投诉方提到的那篇竞赛论文附录,我确实在评审工作中有机会,但该附录仅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概述,并未给出完整的定理证明和算法构造。”

“我的论文在理论基础、符号体系、证明路径和应用场景上都做了独立的系统化构建,并非对原文的直接搬运。”

“第三,数学研究中思路的平行发展是常见现象,不同的学者可能从不同途径到达相近的数学结构。”

“如果投诉方认为存在表述上的相似性,我尊重这种感受,并愿意在论文末尾的致谢部分加一句话,感谢相关竞赛论文在思路上的启发。”

“但仍需要强调,这并不改变本论文原创性工作的事实。”

“此致,感谢AMS期刊编辑部门的工作。”

写完邮件,邓关检查了一下解释,目光在‘感谢相关竞赛论文在思路上给我的启发’这一行上停了片刻,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句话写得恰到好处,既表现了风度,又把对方的贡献限定在了一个模糊的‘启发’上。

毕竟启发本身不构成原创性,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规则。

一个愿意在致谢中提及对方工作的学者,通常不会是恶意抄袭者。

当然,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写完邮件,他又找出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和相关的阶段性工作报告,作为附件一起发送了过去。

博士论文已经是几年前的工作了,但里面确实有一章讨论加权正交基在路径优化中的应用。

虽然那个版本还只是一个粗糙的框架,关键性的权重自适应调整策略还远远没有成型,却能证明他‘在这个方向上做过系统性的研究’。

想了想,他打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了自己的导师,普渡大学的卡尔·霍伯特教授的联系方式,将同样的投诉内容简要陈述了一遍,附言道。

“卡尔教授,期刊收到一封针对我的投诉信。该论文的核心框架源自我的博士课题讨论,如果您方便,能否为我的工作原创性提供一份简要的证明?”

“邮件发送之后,他往后靠了靠椅背,把保温杯放在桌角,转着椅子望向窗外。

星城十月份的天空蓝得透亮,秋老虎还带着一丝燥热徘徊着,楼下马路上车流缓慢地移动着。

对于韩川的投诉,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觉得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了。

一方面他有投稿系统的日期记录,也有我博士阶段研究的论文证明。另一方面还有导师卡尔·霍伯特教授的背书。

通常来说,期刊那边不会真的为了一篇竞赛论文的附录就去追查一个已经有教授背书的正规投稿。

而且说实话,在他自己看来他没有觉得自己在抄袭。

他只是借鉴一下那篇建模论文中的部分工作而已。

那个加权控制列框架确实很精巧,这一点在答辩现场他第一眼看到时就意识到了。

但它只是一个应用在航迹规划上的框架版本,没有完整的收敛性证明,也没有二阶的收敛推导。

一个是纯数学领域的研究,另一个则是数学建模方面的论文。

两者领域都不尽相同,谈何抄袭?

另一边,《AMS米国数学会汇刊》的总部。

TAMS的副主编埃里克·克莱因已经收到了邓关回过来的邮件。

翻阅了一下对方的回复后,邮箱中,一封新的邮件跳了出来。

是普渡大学工学院航天工程系的卡尔·霍伯特教授发过来的,邮件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该框架来自邓关博士课题讨论,早在去年年底我就在组会上见过雏形。”

看到卡尔·霍伯特教授的背书,埃里克·克莱因有些头疼地捏了捏鼻梁。

邓关的回复和卡尔教授的背书,两封信拼在一起,时间线对上了,说法对上了。

从程序角度来看,这是一套完整的、无懈可击的回应。

按照标准流程,如果投诉方不能提供更早的时间戳证据,投诉就没有成立的基础。邓关的论文里加一句致谢,这件事就算翻篇了。

但他的专业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那个叫韩川的投诉人的指控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数学框架的相似度确实高得不像是偶然的并行和研究思路撞车。

不同的学者确实可能从不同途径到达相近的数学结构,但那通常是大方向的相似,而不是细节构造点的逐条对应。

权重分母的结构、误差比值的归一化方式、截断阈值的设定逻辑,这三个独立的设计选择同时出现在两篇论文里,而且每一处的处理方式都完全一致,这种概率有多小,任何一个做过应用数学研究的人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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