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顺昌喉结上下滚动，茶杯端在半空，热气氤氲里，他眼角余光扫过林远山搁在扶手上的左手——那手指修长，骨节分明，腕骨处一道浅褐色旧疤，像条伏着的蜈蚣。不是打斗留下的，是烫伤，是早年塑胶厂熔炉边失手撞翻铁桶烙下的印记。这细节，徐顺昌认得，三年前他在深水埗见过一个同样手腕带疤的工头，那人后来被塑胶行会踢出去，只因揭发香裕成手下虚报模具成本，卷走三十七万公款。

他指尖一颤，茶水晃出杯沿，滴在裤缝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林老板……”徐顺昌放下杯子，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生锈铁皮，“我晓得您不是靠拜码头起家的。您在长沙湾卖塑胶粒，一吨比别人便宜两分，不靠黑道压价，靠的是自己盯生产线、改混料配比、省下每一分电费水费。您在旺角租铺位，不跟‘大圈’交保护费，靠的是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给街坊派米送油，连阿婆拄拐杖去领，您都亲自搀扶到门口——这些事，钟记讲过，阮浩亨喝醉时也拍过桌子骂过‘奸人远装什么菩萨’！”

林远山没接话，只是把玩着茶匙，银勺边缘在灯光下划出一道冷弧。

黎珠站在门边，垂眸盯着自己鞋尖，仿佛那双红底高跟鞋上沾了什么脏东西。她知道徐顺昌在赌——赌林远山骨子里还存着点实业人的筋骨，赌他听不得“装菩萨”这三个字。

果然，林远山抬眼，目光沉静：“徐老板，你儿子欠了多少？”

“五十三万八千，濠江‘金碧赌场’账房写的单子，押的是景生右手小指指纹。”徐顺昌从内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复写纸，推过去，“他们说，再拖三天，就剁掉手指抵债。”

林远山没碰那张纸，只问：“谁经的手？”

“苗杰。”徐顺昌咬牙，“他找了个叫‘阿坤’的叠码仔，假扮澳门永盛集团采购主任，引景生去看‘内部赌局’。香家明全程在场，但签单子的是苗杰按的手印，景生醉了，只记得自己输钱，不记得签过什么。”

“阿坤？”林远山忽然笑了，笑意却没达眼底，“去年十月，在凼仔‘海景酒店’被警察搜出三公斤白粉的阿坤？”

徐顺昌浑身一僵。

“他现在蹲在路环监狱，三个月前刚判的十年。”林远山端起红茶抿了一口，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徐老板，你儿子签的单子，盖的是‘金碧赌场’的章——可金碧赌场的牌照，早在去年九月就被澳门政府吊销了。现在还在用这名字开门的，是‘新义安’在澳门的外围档口，挂羊头卖狗肉。”

徐顺昌额头沁出一层细汗。

“所以……”林远山放下杯子，瓷底磕在玻璃茶几上，发出清脆一声，“你儿子签的根本不是赌债合同，是‘卖身契’。金碧赌场背后的人，要的不是钱，是要徐景生这个人——他学的是纺织工程，去年刚从香港理工毕业，图纸看得懂，布料摸得出，还能用英文跟意大利客户谈订单。香裕成最近在跟意大利‘马尔凯尼’谈合作，缺一个能跑工厂、盯品控的本地技术主管。你猜，为什么非得是你儿子？”

空气凝滞。

徐顺昌脸色灰败，像被抽走了所有血色。他想起三天前徐景生被带走前，手机里最后一条未发送短信草稿：“爸，苗杰说香伯父答应让我进香裕成技术部，只要陪他去趟澳门见个‘欧洲买家’……”

原来不是骗局，是猎场。

“林老板……”徐顺昌喉咙发紧，“您怎么知道这些？”

林远山没答，只朝黎珠抬了抬下巴。黎珠转身出去，片刻后拎回一只黑色公文包。她拉开拉链，取出三份文件：一份澳门司法警察局出具的赌场牌照吊销公告复印件；一份新义安澳门分支近三年人员流动表，其中“阿坤”名字旁标注着红色叉号；最后一份，是香裕成私人助理上周飞米兰的机票存根——出发地香港，目的地米兰，返程票日期赫然写着三天后。

“香裕成去米兰，是为马尔凯尼看样布。”林远山指尖点了点机票，“他带的翻译，是你儿子大学同学，姓陈。那孩子上个月偷偷约我喝过一次咖啡，说香家明逼他删掉景生所有实习报告——因为那份报告里，有景生改良的染色固色剂配方，能让牛仔布缩水率降低0.7%。”

徐顺昌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您……您早就知道？”他声音发飘。

“我不该知道。”林远山身体前倾，袖口微微滑落，露出那段旧疤，“但有人怕我知道。所以昨天下午，香裕成派人堵住我工厂后巷的运货车，放了三只死老鼠在货柜里——老鼠爪子上绑着景生的学生证。”

徐顺昌倒抽一口冷气。

“他以为我会怕。”林远山扯了扯嘴角，“可我在长沙湾做塑胶粒的时候，每天凌晨三点去码头抢散货，老鼠啃烂的塑料桶里爬出来的蟑螂，比这三只老鼠还多。他放老鼠，是想告诉我：徐景生在他手里，就像那些蟑螂，随时能碾死。”

黎珠这时插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徐老板，林先生今早收到消息——香家明昨夜在兰桂坊‘夜莺’酒吧，当着十个客人面，用打火机烧了景生的毕业证书。他说，‘读再多书，不如在金碧赌场跪着数钞票’。”

徐顺昌眼前一黑，胃里翻江倒海。

“所以，”林远山直起身，目光如刀，“我不是帮你救儿子。我是要告诉香裕成，他想用别人儿子铺自己的路，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窗外，中环的风突然猛烈起来，卷起干诺道街角的塑料袋，啪啪拍打着玻璃幕墙。林远山按下座机内线：“阿强，让阿文带两个懂粤语的兄弟，现在就过澳门。不用进赌场，直接去路环监狱探视阿坤——告诉他，他替香裕成做的假账，我全复印好了。如果他想减刑，就教徐景生怎么在赌场监控死角里，用指甲在筹码背面刻暗号。”

徐顺昌怔住：“可阿坤在坐牢……”

“坐牢的人，才最怕账本曝光。”林远山淡淡道，“香裕成给阿坤的报酬，是五十万现金加澳门一处商铺产权。阿坤贪这笔钱，但更怕香裕成灭口——他老婆孩子还在元朗住，香裕成手下每周都去‘拜访’。”

黎珠适时递来一张名片，背面手写着一串号码：“这是阿坤弟弟的电话。他弟弟在油麻地做出租车司机，昨晚被香家明的人砸了车灯，说‘再敢接载金碧赌场的客，就砸腿’。”

徐顺昌双手发抖，接过名片，纸面冰凉。

“林老板……您图什么？”他终于问出口。

林远山没立刻回答，而是打开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七十年代的长沙湾工业区，十几栋矮楼挤在狭窄街道两侧，其中一栋三层小楼顶上，歪斜挂着块褪色招牌：“顺昌织造”。而照片右下角，年轻些的徐顺昌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正笑着往车上搬布卷，旁边站着个穿蓝布衫的少年，怀里抱着一摞模具图纸——正是十六岁的林远山。

“1973年，我刚入行，在顺昌织造做暑期工。”林远山指尖摩挲着照片边缘，“您教我认经纬密度，说‘纱线不是死的，人摸它三次，它就记住你手温’。后来我转去塑胶厂，您借我三千块买第一台二手注塑机，说‘年轻人手稳，机器就服帖’。”

徐顺昌嘴唇哆嗦着，几乎说不出话。

“香裕成当年也来顺昌织造打过零工。”林远山收起照片，“他偷走您设计的提花布样板，卖给日本商社，赚了第一桶金。您发现后没报警，只把他叫到天台，指着珠江口方向说：‘阿成，你看那边船，装满货才能出海。人若心里没货，装再多金子，也是漏水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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