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她声音发哑，“荣老板肯签？”

米知礼擦了把脸，抹去额角汗：“荣老板在客厅喝茶，骆处长坐在他对面，没说话，就剥橘子。剥一个，扔进荣老板茶碗里；剥第二个，扔进自己碗里。剥到第三个，荣老板把茶泼了，签了。”

米好晴搁下笔，小声问：“那……骆处长剥了几个橘子？”

“七个。”米知礼说，“第七个，橘络没撕干净，他蘸着茶水，一点点舔掉了。”

灶膛里最后一点火苗噗地熄灭，余温蒸腾，裹着米粥的微甜气息，静静浮在空气里。

翌日清晨，米好雨提前两小时出门。她没走主路，专挑背街小巷绕行，路过一家修钟表的铺子，橱窗玻璃蒙着薄灰，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工装洗得发软，头发在脑后挽成个紧实的髻，耳垂上两只银杏叶形铜扣——母亲陪嫁的，三年没戴过了。她驻足片刻，抬手摸了摸耳垂，铜扣冰凉。

转过三条街，忽见前方路口围着一圈人。她挤进去，看见地上躺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脸色青灰，左太阳穴有道新鲜血口，血已凝成暗褐硬痂。两个穿黑布衫的汉子架着他胳膊，正往一辆蒙着帆布的板车上拖。旁边停着辆雪佛兰，车牌她记得——正是骆子祥那辆。

米好雨的心猛地一坠。

她踮脚望去，车窗降下一半，露出骆子祥的侧脸。他没看地上那人，只望着远处一座新落成的洋楼尖顶，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叩着，节奏分明，像在数心跳。李秘书坐在副驾，手里捏着份报纸，头版赫然是《荣氏实业拟迁穗》的通栏标题。她瞥见米好雨，目光顿了顿，没说话，只把报纸往怀里收了收。

就在这时，地上青年突然挣开桎梏，朝骆子祥的车扑来，嘶声喊：“骆处长！我舅舅是码头扛包的米知礼！他闺女昨天还坐过您的车！您答应过——”

话音未落，一个黑衫汉子反手一记耳光，清脆得像裂帛。青年踉跄跪倒，鼻血涌出，在青砖地上拖出一道刺目的红痕。

骆子祥终于转过头。

他的眼神很静，静得像深潭，既无怒意，也无波澜，只淡淡扫过青年扭曲的脸，又掠过米好雨煞白的脸，最后落回自己叩击方向盘的手指上。那手指停了，指甲修剪得极短，干净，有力。

他没开口。

车窗无声升起，隔绝了所有声响。

板车吱呀启动，青年被拖上车，帆布帘子哗啦落下，遮住了那滩未干的血。

米好雨站在原地，浑身发冷，却没退半步。她看着雪佛兰调头，轮胎碾过青砖缝隙里钻出的野草，碾得粉碎。她忽然想起桂婆婆的话：“有风的时候，汤才热得久些。”

——原来风，从来就不在天上。

她慢慢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得清醒。

回到荣氏厂门口时，已是上午九点。铁门虚掩着，门房老张叼着烟袋，见她来了，只抬了抬眼皮：“骆处长的人等你多时了。”

接待室里，波儿和傲天并排坐着，像两尊门神。波儿手里把玩着一枚铜钱，傲天则盯着墙上挂的荣氏厂史图，目光停在1932年“一·二八”战火焚毁旧厂的照片上。见米好雨进来，波儿抛起铜钱，又稳稳接住，铜钱在掌心转了个圈：“米小姐，骆爷交代，今日起，你暂代女工组长。职责有三：一，清点库存棉纱剩余量；二，登记每位姐妹的工龄与技能；三——”他顿了顿，铜钱在指间一弹，叮当脆响，“每日申时前，把汇总册送到督察处三楼，亲手交到骆爷桌上。他若不在，放李秘书案头，不可托付他人。”

傲天这时才转过身，慢悠悠补充：“另外，骆爷说，若有人问起你为何能进总办，你就答——”他咧嘴一笑，露出颗金牙，“你爹米知礼，当年在码头，替他扛过三十七包棉花，一包都没洒。”

米好雨点头，没问为什么。她只注意到，波儿抛铜钱时，左手小指缺了半截；而傲天金牙的右下角，嵌着粒细小的黑痣，像一粒未熟的芝麻。

她走出接待室，阳光刺眼。厂院里，几十个女工已按组列队，晨风拂过她们浆洗得挺括的工装领口，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沉默的芦苇荡。小满朝她用力挥手，米好雨也抬手，却在半空停住——她看见自己掌心，不知何时蹭上了一道极淡的朱砂印，正随着脉搏微微搏动，像一颗初生的、不安分的心脏。

她悄悄把那只手藏进工装口袋，指尖触到一张硬质卡片。掏出来，是昨日骆子祥塞进她口袋的——不是协议，不是证件，而是一张印着“上海滩踢毽子大赛”的入场券，日期是三天后，地点：虹口公园。

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力透纸背：“毽子落地前，风不会停。”

米好雨攥紧入场券，纸边割得掌心生疼。她抬头，看见厂区最高处的旗杆上，荣氏的蓝底白字厂旗正猎猎作响。旗面一角，不知被什么刮破了，裂口蜿蜒向上，像一道正在愈合、又随时可能崩开的旧伤。

她忽然想起昨夜父亲说的话：“骆处长剥橘子，是剥给荣老板看的。可第七个，他舔橘络，是剥给自己吃的。”

风更大了，卷起满地梧桐叶，打着旋儿扑向旗杆。米好雨站在风里，站得笔直，工装下摆翻飞，像一面小小的、无人知晓的旗帜。

她没哭。

她只是把那张入场券，慢慢折成一只纸鹤，翅膀尖锐，棱角分明，然后轻轻放在了接待室门口的青砖地上。

风过处，纸鹤振翅欲飞，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寸方之地。

因为它知道，真正的起飞，从来不在风起时，而在风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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