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严先是分析了陆正峰和张金伦两人观点里的逻辑漏洞。
陆正峰的看法里,除了无法解释冯金贵半夜回家拿铁锹的行为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逻辑漏洞的。
毕竟一个都不在排查范围内的旧社会关系,又是怎么冒出来的。
如果是临时起意决定杀人,那又是怎么确定冯金贵行踪的?
冯金贵是木匠,农村的木匠分小活和大活。
小活就是谁家想做个柜子,做张桌椅,上门做也行,做完了来取也行。
大活则是谁家造新房或者结婚,需要打成套的家具,这种就肯定是上门干活。
所以木匠不是单位上班,生活作息是不固定的。
临时起意想杀人,找不找得到人都是个问题。
如果是预谋杀人,那就得跟踪盯梢,就得提前计划。
农村地广人稀,一个村子里平时外人很少见。
持续跟踪和盯梢,是一定会被人目击到的,从而直接导致案发后暴露。
但案卷里,警察走访了大营村的大量村民,他们提供的信息焦点,基本全都集中在罗英母子身上。
毕竟连邪门道士的传说都给整出来了,如果真有村民见过有人跟踪冯金贵,早就添油加醋地说出来了。
至于张金伦怀疑罗英一家三口。
陈严的看法是,他们确实是最可疑的,罗英说的话肯定值得怀疑,邹家父子互相作证,在法律上也不够自证充分。
而且这三个人才是真正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三个显然都不是啥好玩意儿。
正因为不是好玩意儿,才反而没有杀冯金贵的理由。
因为只有好人,才会有道德负担,恶人是没有的。
所以张金伦说的,他们母子因为欠冯金贵太多,怕还不了这个债,所以才杀人。
在陈严看来,这个动机不够充分。
说穿了冯金贵就是个力工,是他们压榨的对象。
就算冯金贵真硬气了,要离婚。
罗英母子也没多少损失,顶多就是失去了一个长期劳动力,压根不至于杀人。
何况邹凯叫嚷着要他妈和冯金贵离婚的时候,可是有提到过分财产这件事的,而且还是他爹邹仁义告诉他的。
说明他们并不吃亏,就更没有杀人的必要了。
除非冯金贵突然发财了,比如拆迁或者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三人为了钱,选择合谋杀人灭口。
但这个动机又太过明显了,如果真存在这种情况,当初负责办案的警察不可能忽略。
所以他认为两人的判断,都有逻辑不合理的地方。
可是他也直言不讳,表示自己并没有想到比他俩更好的解释。
不过他留意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
就是现场勘查记录里,除了铁锹之外,还有香烛纸钱,以及一条缠着头发的红绳。
无论是案卷里,还是刚才的分析里,都没人留意到那根缠着头发的红绳。
只当是和香烛纸钱一样,用于迷信活动的道具罢了。
陈严注意到了这个极不起眼的物证,周奕自然也早就注意到了。
因为警方需要调查冯金贵案发之前的行踪,所以除了询问他老婆和继子之外,也做了大量走访调查工作。
其中就包括确认现场发现的物证是从哪儿来的。
罗英解释了铁锹的来历,却说香烛纸钱不是冯金贵从家里拿的。
因为家里没这东西。
在农村,纸钱这东西不办白事儿,不是忌日,清明这种特殊时间,一般人家里是不会有的,因为晦气。
所以警方就走访了案发地点附近,十公里内,所有的香烛店。
最后确认,冯金贵是在案发当天下午,在一家香烛店买了这些东西。
但案卷记录上,只提到了香烛和纸钱,没提红绳。
说明红绳不是在香烛店买的。
这也正常,哪家香烛店会卖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但由于罗英也认不出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所以后续的调查里,就没有再提及这东西了。
可是周奕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
凡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东西,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陈严问道:“周奕,你说这个头发,还能不能做DNA检测?来确定下头发的主人是谁的?”
所有命案的物证,按规定都会永久保留,不论是县局,还是省厅都是如此。
但周奕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基本不可能,头发检测DNA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必须带发根毛囊才行,而且就算带了,也有检测失败率。”
这点和技术无关,和DNA检测的底层原理相关,即便二十年后也一样。
他补充道:“所以剪下来的头发没法测DNA,我之前在武光的案子里,有过类似的诉求,所以知道。”
“明白了。”陈严点点头,“如果无法通过DNA检测确认,那就只能拿着照片实地走访了。反正在我看来,这个不起眼的线索,或许恰恰就是被遗漏的线索。”
周奕道:“我同意这个看法。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一种可能性,就是冯金贵当天,从离家出走后,到案发被害,中间的行踪掌握得不够完整。”
“如果罗英确实没见过这红绳和头发,那就说明这东西之前大概率不在冯金贵身上,很可能就是案发当天,冯金贵接触过什么人,才得到的。”
“这个之前没被找到的人,可能是个关键!”
周奕话音刚落,陆正峰瞬间恍然大悟地说道:“道士!不是有传闻说有人在附近见过道士吗?”
“可能这红绳就是老道给的,让冯金贵施什么邪术用的。找到这个老道就有线索了!”
周奕扭头问张金伦:“青禾县那一带,有道观吗?”
“和尚庙倒是有,道观好像没吧,道观挺少见的,一般不都在山上吗?”
“也是,道士讲究清静无为,不入世,和尚才要普度众生。”
陆正峰显然没意识到周奕的话里有话,还在琢磨:“没道观的话......那如果是游方的野道,就不可能找得到了。”
“老陆,你这思路得改改,老是陷入先决判断的禁锢里出不来可不行。谁说农村一定得是道士啊。
陆正峰愣了两秒钟,瞬间醍醐灌顶。
伸出右手食指不停地点:“哦——我懂了!我懂了!”
周奕点头笑道:“没错。”
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算命先生!”
农村所谓的算命先生,并不单单只是指那些摆摊算命的。
最经典的当然是各种影视剧里常见的瞎子先生的形象,盲人、戴墨镜、拿根竹竿、挎个布包,也有摆摊坐等的,也有走街串巷的。
只靠生辰八字掐指推算,批流年、婚姻、子嗣、寿数,盲派口诀代代相传,不看面相,不用香烛。
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看相的麻衣相士、建宅修墓的风水先生、和办白事的阴阳先生,各自分工不同,但在农村的语境里,都被归为算命先生,或者“小仙人”这个范畴。
可是比起前面几种,农村真正最常见的,其实是神婆,北方有些地方还有出马仙。
这类人,才是农村迷信思想的主要传播者。
因为这类角色,号称能通灵,可以问鬼神。
比如问逝者遗言、查家里有没有脏东西,化解冲撞之类的。
很多农村的中老年人,特别信奉这套东西。
身体不舒服了,最近倒霉了,做梦梦到死去的亲人了,有些甚至没什么原因,就是觉得最近老心慌,他们的第一选择不是去医院,或者反思这里面的逻辑因果。
而是选择,找个仙人看看。
他们对这种逻辑,深信不疑。
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区域,都会有这样一个号称特别灵验,特别准的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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