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怕。”林远山将报纸折好，扔进碎纸机，“怕你今天没去他办公室跪，怕你转身就找上我。他以为拖着，就能拖黄这桩事。可惜——”他顿了顿，目光如刃，“他算漏了一件事。”

“什么事？”徐顺昌下意识追问。

林远山直视着他：“他不知道，你儿子在濠江欠的，不是五十万，是五十五万。”

徐顺昌瞳孔骤缩：“五十五万？可苗杰明明说……”

“苗杰说的，是本金。”林远山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窗边，俯瞰维港船影，“加上三天滞纳金、‘保管费’、‘精神损失费’，还有叠码仔每晚多收的一千块‘陪睡费’——徐景生在永利住了三晚，每晚都有人守着门，听他哭，听他求饶，听他喊爸爸……这些，都得算进去。”

徐顺昌浑身发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林老板……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林远山没回头，只抬手，指了指楼下街角——那里停着一辆不起眼的银色丰田，车窗半降，后视镜里映出永利酒店大门。

“我派的人，比苗杰请的，早到两个小时。”他声音平淡，“你儿子昨晚发烧到三十九度，他们没送医，只给他灌了两碗凉茶。今早他咳出血丝，其中一个叠码仔踢翻了痰盂，骂他‘晦气’。”

徐顺昌眼前一黑，扶住桌沿才没栽倒。

“所以，”林远山转身，目光锐利如刀，“你现在签的不是合同，是你儿子的续命符。签慢一秒，他可能就真躺在凼仔码头的咸水里，等着潮水把他冲回香港。”

话音未落，文强手机震动，他接听后，只说了一句：“到了。”

三人匆匆下楼。

长沙湾厂房门口，夕阳熔金。

一辆黑色奔驰停在铁闸旁，车门打开，徐景生被搀扶下来。

他瘦了至少十斤，脸颊凹陷，眼窝青黑，衬衫皱得像抹布，左手腕一道新鲜淤痕，右手却紧紧攥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正是徐顺昌早上塞给他的五十万现金。

他看见父亲，嘴唇哆嗦着，却没出声，只是踉跄往前扑，膝盖一软，直直跪倒在水泥地上，额头重重磕在徐顺昌皮鞋尖上。

“爸……”他嗓子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徐顺昌没扶他，也没说话，只是慢慢蹲下，平视着儿子通红的眼睛，伸手，一根一根，掰开他死死攥着信封的手指。

信封落地，五十万港币散开，钞票在晚风里翻飞，像一群受惊的白鸽。

徐顺昌捡起最上面一张，拇指搓过崭新油墨，忽然问：“景生，还记得你十岁那年，我在工厂后巷教你骑自行车吗？”

徐景生愣住，泪流满面，点头。

“你摔了七次，膝盖全是血。每次我都扶你起来，拍拍灰，说‘再来’。”徐顺昌声音低沉，“可第七次，你摔进臭水沟，我站在岸上，没伸手。”

徐景生浑身一震。

“我说，‘自己爬上来。爬不上来，以后就别骑了。’”

晚风卷起钞票，一张飘到林远山脚边。他弯腰拾起，轻轻弹了弹灰尘，递给徐顺昌：“徐老板，钱你收好。厂子的事，明天上午九点，我让人带合同上门。至于你儿子——”他看向地上蜷缩的青年，“先让他在长沙湾车间扫三个月地板。扫干净了，再学踩缝纫机。”

徐顺昌接过钞票，没数，只是攥紧，指节泛白。

他扶起徐景生，没看林远山，只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幅度极大，脊背弯成一张弓。

林远山侧身避让，没受这一礼。

车子驶离后，文强低声问：“林生，香裕成那边……”

“让他静养。”林远山望着远处海平线，“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黑社会，是‘理’字。徐顺昌今天敢来，说明他心里还有杆秤。香裕成不敢碰这杆秤，因为——”他笑了笑，“他自己早把秤砣，换成金子了。”

夜幕垂落，维港灯火次第亮起。

中环某栋写字楼顶层，香裕成独自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捏着半截雪茄。电视正播着晚间新闻，画面切到制衣协会临时记者会，镜头扫过空着的主位——那是他本该坐的地方。

他忽然抬手，将雪茄狠狠摁灭在水晶烟灰缸里，火星四溅。

烟灰缸裂开一道细纹，像一道无声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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