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湾，元洲街216号，元兴粮油铺。
这栋临街骑楼的地铺，正是福义兴长沙湾分区堂口陀地。
金牙强收拢兵马，死守这片地盘，还下令不许手下申请出战，可见，这位福义兴叔公辈，已经怕了。
...
徐顺昌挂掉电话，手还悬在半空，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像一根细针，一下下扎进他耳膜深处。他没放下，就那么僵着，指节泛白，喉结上下滚动两次，却没能咽下那口翻涌上来的腥甜气。
窗外，土瓜湾夜色沉沉，远处九龙城寨方向飘来几缕灰白炊烟，混着咸湿海风，在窗玻璃上凝成薄雾。他慢慢把听筒放回座机，金属扣“咔”一声轻响，脆得瘆人。
他忽然弯腰，从沙发底下拖出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三十年前他刚入行时，用第一笔货款买下的，盒盖上还贴着褪色的“美源”商标。掀开盖子，里面不是饼干，而是厚厚一叠泛黄纸张：1963年顺昌制衣厂注册执照复印件、1967年扩建厂房的地契影印本、1971年与日本东洋纺织签的首批布料进口合同、1975年港英政府颁发的“优质出口商”铜牌照片……每一张，都压着一枚生锈的缝纫机顶针，或是一小截断掉的牛仔裤铜扣。
他指尖摩挲着那张地契，纸边毛糙，墨迹微晕，写着“九龙城区界限街以南，土瓜湾道18号”，面积三百二十平方英尺——那是他亲手用三轮车拉了七十二趟水泥砖头垒起来的第一间厂房。当年他蹲在烈日下，用红砖砌墙，汗流进眼睛里，睁不开，就拿袖口擦，擦完继续搬。他记得自己脊背被砖棱划开三道血口，结痂后硬得像蜈蚣爬过。
现在，这三百二十平方英尺，连同上面加盖的两层钢筋混凝土楼，正躺在密码箱里，等着林远山签字。
徐顺昌闭眼，再睁开时，眼底没有泪，只有一片干涸的河床。
他起身，从书柜最底层抽出一个黑皮笔记本，封面烫金“顺昌制衣·1972-1978”。翻开第一页，是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七月廿三，香裕成来电，询我厂能否接三百打男装衬衫，单价HK14.80。报价HK16.20。彼言‘贵’，我未让。彼言‘同行皆此价’，我答：‘同行可削利，顺昌不削工’。”
再翻几页，是1975年某次行业饭局记录：“香裕成坐主位，谈‘整合’。苗杰敬酒，称‘徐哥厂小，但骨头硬’。我笑，饮尽。散席后，阿生问我为何不接他订单。我说：‘他要的不是衣服，是要你低头。低头一次，下次就要你跪。’”
徐景生那时才十九岁，叼着烟点头，说：“老豆威武。”
威武？徐顺昌冷笑，把笔记本合上，啪一声闷响，震得窗台水杯里的凉茶晃出一圈涟漪。
他走到客厅角落的旧式木柜前，拉开最下层抽屉——里面不是杂物，而是一叠黑白照片。全是顺昌厂历年团建合影：1968年，厂里十六个工人站在新铺水泥地上咧嘴笑，背后是刚刷完蓝漆的铁皮棚；1973年，三十多人挤在厂门口拍全家福，女工们发髻上别着塑料花，男工们挽着袖子，手臂粗壮；1977年，五十人列队站成五排，背景已是三层混凝土厂房，屋顶竖着“顺昌”二字霓虹灯牌，虽未通电，但字迹清晰如刀刻。
最后一张，摄于年初春节聚餐，照片里徐景生穿西装，搂着两个舞女肩膀，举杯狂笑，身后墙上挂着的锦旗还崭新——“香港制衣业协会优秀会员单位”，落款日期是1978年1月。
徐顺昌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掏出打火机，“嗤”一声，火苗窜起，舔上照片右下角。火势缓慢，却坚定，焦黑边缘一寸寸吞噬那抹刺眼的笑。他没吹，也没抖，就任它烧，直到整张相纸蜷曲、炭化，最后只剩一小撮灰烬，落在他摊开的掌心，像一场微型葬礼。
他捻了捻灰，转身走向浴室，拧开热水龙头。哗啦啦水流声灌满耳朵，蒸腾热气很快模糊了镜面。他脱掉衬衫，露出腰腹间一条蜿蜒旧疤——那是七年前为抢一批急单，亲自押货过深圳河，被岸边铁丝网刮开的。疤痕早已淡成银线，可摸上去仍能感到皮肉下凸起的筋络。
他掬水洗脸，冷水激得眼皮一颤。抬头，镜中人鬓角霜白，法令纹深如刀刻，唯有眼神，比二十年前更沉，更钝，也更亮。
他擦干脸，套上件洗得发软的藏青棉布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出门前，他从玄关鞋柜里拎出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把黄铜老式裁布剪刀（刃口依旧锋利）、一本《香港工厂法例汇编》（1976年版，页脚卷边）、还有一张折叠整齐的A4纸，标题是《顺昌制衣厂资产清算及员工安置预案》——字迹工整，密密麻麻列着四十七名在职员工姓名、工龄、工种、家庭负担情况，以及每人预估遣散费计算方式。最末一行，用红笔加注：“若林远山拒收厂，此预案即刻启动。优先留用技工、质检、跟单三人，其余按工龄折算，不足者，由我徐顺昌私人补足。”
他把帆布袋搭在肩上，走出家门。
夜已深，土瓜湾道冷清，只有路灯投下昏黄光晕，照见路旁梧桐落叶堆积如冢。他步行十分钟，来到昌华工厂大厦楼下。铁闸半落，守夜阿伯正坐在折叠椅上打盹，听见脚步声，眯眼抬头，看清是他，连忙起身：“徐老板？这么晚……”
“阿炳，帮我开下电梯。”徐顺昌声音平静，甚至带点倦意。
阿炳愣住：“林先生……他早走了。三点钟就走的。”
“我知道。”徐顺昌点头，“我不找他。我去顶楼天台。”
阿炳更懵：“天台？锁着呢……”
“钥匙在我这里。”徐顺昌从裤兜掏出一把黄铜钥匙，齿痕磨损严重，却锃亮如新——那是大厦建成时，业主送他的纪念钥匙，二十年来，他只用过两次：第一次是1969年厂里第一个女工流产，他半夜陪她上来吹风；第二次是1974年台风“嘉丽”过境，他守着天台水箱，防止暴雨倒灌淹了二楼仓库。
阿炳没再问，默默递过铁闸钥匙。
徐顺昌乘电梯到顶楼，推开沉重铁门。夜风猛地灌入，带着咸腥与尘埃气息。天台空旷，水泥地面上积着薄薄一层灰，几只空易拉罐被风吹得骨碌碌滚向边缘。他走到东南角，那里立着一根孤零零的避雷针，锈迹斑斑，顶端却闪着一点幽微反光——是昨夜雨水未干。
他放下帆布袋，从里面取出裁布剪刀，轻轻放在水泥地上。又拿出那本《工厂法例汇编》，翻开至第103页《雇主解雇责任条款》，用指甲反复刮擦“必须书面通知”那行字，刮得纸面起毛。
最后，他展开那张《安置预案》，平铺在避雷针基座上，从口袋摸出一截铅笔头，开始在空白处写：
“徐景生，记好——
一、明早九点，带合同与十万现金，到昌华大厦12楼，林远山办公室。
二、进门先鞠躬，不说‘谢’，只说‘请林先生指点’。
三、若他问‘你爸呢’，答‘在家整理旧物，托我务必当面呈上’。
四、若他拒收，不要争辩，把合同留下，现金收好，出来立刻打我电话。
五、若他收下，出来立刻去油麻地警署，报案：徐景生于1978年X月X日，在濠江被号码帮成员苗杰等人非法拘禁、勒索，证据有录音磁带一盘（藏于我书房第三格书架《金瓶梅》内页），证人两名（濠江夜母巷崇肇体育会看门阿叔、隔壁茶餐厅老板）。报案后，直接去旺角警署复述一遍，要录口供，要立案编号。
六、做完这些，回家洗澡，换身干净衫，来天台。我在这里等你。”
他写完，撕下这张纸，对折两次，塞进帆布袋夹层。然后拿起裁布剪刀，喀嚓、喀嚓、喀嚓——连剪三下，将那本《工厂法例汇编》的封面、扉页、目录页，齐整裁下。纸片飘落，像三片枯叶，旋即被风卷走。
他没看它们飞向何处，只静静站着，仰头望天。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漏下一束清冷月光，恰好照在他脸上。那光不暖，却极亮，映得他眼角皱纹如沟壑，而瞳仁深处，却似有熔岩缓缓流动。
凌晨四点十七分，徐景生被手机铃声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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